《色，戒》毒解的解毒——对阎延文和黄纪苏的批判

关于电影《色，戒》的批判可集中概括为两种，一种是黄纪苏之流的政治隐喻毒解；一种是阎延文之类的历史精神毒解。何为毒解？因为他们对电影的读解是这样的——他们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，往《色，戒》这个洁净的瓶子里滴了几滴自酿的毒液，然后用他们的顽和愚的精神搅动这个瓶子——故谓之毒解。这种读解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，脱离了电影本身来读解，进行大而无当的分析。这种分析，对黄纪苏之流而言就是顽劣，对阎延文之类而言就是懵懂。正如黄纪苏之流从政治角度入手一样，他们的手段非常卑鄙，从张爱玲源头那里开始开展人身攻击，极尽陷害歪曲之本领；正如阎延文从历史精神着手一样，他们的手法极其幼稚，麦韭不分言必称希腊，不知所云极尽迂腐夸张之能事。黄纪苏之流是被虐狂，阎延文之类是意淫狂。黄纪苏之流是有害的，阎延文之类是无用的。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学者，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作家。我们为他们的文字和言行感到羞辱。
这些枯燥无味到处说慌的男学者与女文学博士，两者之流，终于在一起，从电影《色，戒》里揪住了——让他们的嫉妒心起伏不定狂沸不止的——一个“汉奸”和一个“奸妇”。
当观众的情感，以柔肠寸断的女性心理，惋惜那个女人的时候，黄纪苏之流惋惜的却是王佳芝这个美女怎么能够，如何能够就和一个汉奸性交，而且就性得那么舒服呢。于是他们说：“张（爱玲）不但没有优势身世，而且相貌丑陋。当张爱玲去糟蹋郑苹如时，我觉得她的心理是很阴暗的，这里面既有汉奸婆对先烈的那种心理，也有丑女对美女的阴暗心理，二者是并存的”、“张爱玲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找不着对象的，现在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张爱玲被抬到这个样子，很多人想张爱玲是风华绝代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张爱玲是很多情况下找不到对象，所以她处于饥渴的状态。而像郑苹如这样的美女，她绝对不缺乏男性追求者，她不会这样的。”
当观众带着人性的思考，对易先生这种人，或者对普天下男人，进行灵魂拷问的时候，阎延文深表惋惜的却是易先生怎么能是个美男，总不该是个美男汉奸吧？他怎么能就是个美男呢？历史精神绝不允许他是个美男子！于是她说：“其一，演员造型的美化：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，是个“矮小的男人”，头发微秃，一脸“鼠相”；而李安选择的《色戒》男主角梁朝伟，却是风度翩翩、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，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。”

姑且遮掩了他们的嫉妒心，等而上之一回，探究一下二者之流的腾挪大法。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将这部电影腾挪到
民族性上的。他们居高临下的蔑视着的泛着红光的眼里，凡是喜欢《色，戒》的电影观众群，都已被视为一副小百姓的德性：“实在‘愚昧’得很呐，原不懂得自己的‘民族性’的”，我们要来批判了，文学要的是革命的，电影要的是历史精神的。——“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，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，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……”——这是鲁迅的话，鲁迅嘲讽中国特色是，革命军乃第一先驱，人民代表乃第二先驱，文学家，“这是——可惜得很，但也不要紧——第三先驱。”鲁迅是先驱，且是革命军兴以前的先驱，我不明白的是，你们这些人算是哪门子先驱——革命已经成功了，民族已经复兴了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主题下——你们怎么能好意思搔首弄姿地用过去式的时态说事？诸位学者博士到底想构建什么样的革命框架和什么样的历史精神？难道是斗地主斗汉奸的革命框架和语焉不祥的历史精神？
我没看到什么真实的框架，倒看见了你们党同伐异的劣根。你们不宽容，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。虽然你们搞的是学问，却根本不是艺术家。你们眼里有梁刺。二者之流恐怕也想混个艺术家的资格，但天分太差了几所未闻。混个批评家倒能喧嚣一下，孰不知喧嚣过后你们终将石沉大海。
听说阎延文是搞“宏大文化”的。没吃过台南的小吃，没亲眼见阿里山的模样，没经过实地的考察，凭借文学想象的翅膀，在虚幻的世界里，写出了《台湾三部曲》：“写到吴彭年以书生之身力斩日本少将，在生命最后一息，手捧大刀仰天长笑，向刘永福交令时，我自己的心也随之震动，停笔后久久不能平静，仿佛大病一场”。我不在这里探讨文学的创作规律，也不知她是如何挣脱生活的束缚展翅翱翔的，我只知道，她有点精神错乱。好象李安拍《色，戒》之前没有过问过问她，是个巨大的错误。李安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，你怎么不去拍“宏大的感情”，如何能够，怎么能够，和汉奸玩起了儿女情长？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！另外我还知道的一件事情是，阎延文女士曾经对李安赞不绝口：“应该说，李安导演的获奖，正表现了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和互补。他的叙事手段，人性挖掘，以及属于东方智慧的电影思维，都灌注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精神。李安得奖后在奥斯卡后台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，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，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。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。他说自己虽导西片，但眼光和思路还是很中国的；作为中文电影的一分子，他感到非常骄傲。我以为，这确实说出了这座奖杯的含金量，那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共振。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，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，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。”

黄纪苏之流身份大多自称是“左派”的社会学家，胸怀切．格瓦拉和红卫兵那种大无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。他们竟然毫无顾忌地粗俗地诽谤一个死去之人，嚼着三寸不烂之舌，咬牙切齿恨不得让女作家张爱玲从九泉之下再入十八层地狱。恶言恶语，如此相向，居然出自学富五车的学者所为，请问你们这种所谓的学者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什么？而阎延文女士是个文学博士，她当然是不敢反张爱玲的，毕竟是搞文学的嘛，她的策略是说李安误读了张爱玲。可这恰恰暴露她的浅薄与丑陋。她贫瘠的脑瓜子里是什么东东？“三突出”创作原则、“题材先行论”、“喜剧大结局”、“脸谱化”。这早就被大陆第五代、第六代导演摈弃的东西，竟然被她拿来分析李安的《色，戒》，可谓滑天下之大稽。如果阎延文以尊敬张爱玲为前提的话，你是否发现，小说是狠的，是从易先生那里得来的狠，电影却是美的，是从王佳芝那里得来的美，电影和原著的差别就在这里。“你不应该这么美”易先生说，一个汉奸这么对王佳芝说。作为不是汉奸的文学博士，你是否从电影里看见了王佳芝的美？发现了小说里根本不具备的美？
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是要发扬的，但绝不能逞一时之气，愤世嫉俗也需注意人性细节。否则法西斯和切．瓦拉有何区别？
历史精神是要延续的，但也是要创新的。历史精神，凭一个文学博士的想象力，是绝对创造不出来的。也许你只不过起了个记录的作用。记录得好不好，还要看你笔法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，可也不要忘了，人民群众也是有私生活的，正如《色，戒》。